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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原则：

1、只正版书籍， 书籍无论新旧与否均不

2、主要的出版社：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书店、古籍出版社、方志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等

3、品相太差的书籍不：因为过来的书是再次出的，如果内容欠完整或品相太差会影响阅读。

城隍庙利民旧书调剂店旧书方式：

按本1元——100元/本;按斤 1元——100元/公斤者可自行定价。或者，具体价格，看书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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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年、月份、月相及干支记日四项因素俱全的铜器对于西周铜器断代以及金文历谱的研究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的年代确定之后，便可以作为标准青铜器，对于西周青铜器断代及构建西周时期的金文历谱发挥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对于流传的所谓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的真伪，以及它们年代的准确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选取近年公布的四要素俱全的"倗叔壶"和作册吴盉( 博物馆藏)进行分析，认为从形制和铭文字体、内容来看，"倗叔壶"的器身可能是在器盖铭文的基础上，结合近年重要考古发现而出来的。综合分析作册吴盉的形制和铭文，其年代应相当于西周晚期，与其他铜器系联，可将其年代定在厉王时期。潞王陵是明潞简王朱翊镠陵墓。其规模庞大，形式别致，雕刻精湛，是研究明代藩王的葬式、建筑和石刻艺术的珍贵实物。陵区由两部分组成，东侧为潞简王朱翊镠墓，西侧为次妃赵氏墓。本文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潞王次妃赵氏墓的建筑形制及价值。安格尔是法国画家、新古典主义艺术的代表。作为坚定的古典主义者，安格尔与学院之间具有深厚的渊源。一方面，学院代表了一种艺术生产的方式，通过学院体系，艺术家得以呈现自己的艺术实践和艺术思想；另一方面，学院这一封闭的教学体系又极度依赖于安格尔所创造的艺术语言和形式。虽然安格尔尊重传统，不断借鉴和挪用经典的图示，但传统的碎片在安格尔的作品中不是一种怀旧式的存在，而是一种突破传统和驾驭传统的方式。安格尔尊重前辈大师，却更坚守自我意识，远离市场的嘈杂和沙龙的评判，专注于作品本身的构思和纯粹的艺术概念，从而实现了一种另类的现代性。而且，安格尔的历史画和肖像画构成一种社会和历史文献，对研究他所处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把安格尔放到19世纪欧洲的语境中，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来建构和还原一个复杂、真实的安格尔。孙养素是清代河南淇县人物孙徵兰之父，墓志中记录了孙养素夫的生平事迹，和新出的孙振仍墓志相互印证，可补淇县孙氏家族谱系。墓志的撰写者为明末清初书画家王铎，王铎和孙徵兰为同年进士，墓志记录了两人的交情，及孙徵兰任与家庭情况。墓志为研究孙徵兰及其家族以及王铎等了重要的实物。作为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中日之间规模的一场局部战争，1936年底爆发的绥远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受当时通讯手段及地理位置的影响，只有少数记者前往绥远前线实地采访，的战地摄影师方大曾便是其中的代表。从1936年12月5日抵达集宁始，他前后在绥远前线各个战场上进行了长达43天的采访，其间拍摄了近4张照片，并撰写了一系列战地通讯。这些照片和通讯先后发表在《世界知识》画报、《大公报》、《良友》画报等报刊上，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通过对 博物馆馆藏方大曾摄影遗作进行分析，结合他当时发表的战地通讯，从中可以梳理出他在绥远抗战前线采访活动的具体细节。俯身葬是殷商墓葬中一种正常的埋葬方式，但在西周时期却急剧减少，且分布地域较为集中，墓主身份亦较低。这种变化状况与商周文化的差异有关，应是王朝更替之后所导致的文化变迁的反映。从西周俯身葬的情况来看，殷遗民入周后在政治、经济和宗教观念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他们在逐渐放弃一些固有的礼俗。大字墨笔手迹类历史文献千差万别，临摹复制的方法多种多样。大字墨迹的临摹复制是多种技法综合且灵活应用的一种。如何理性地把握其技术内涵，会直接影响这一传统技术的使用价值和其它手迹类文献复制之专业水准。笔者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实践，总结了不勾勒字迹边线，通过拷贝工作台的灯光映照，在复印件上直接铺纸描摹的复制方法，即依靠扎实的笔功基础、严谨的操作步骤，在对应的载体上一步步出整体的复制效果。本文从工艺的角度对大字墨迹的临摹复制技艺进行一些梳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封佑国寺塔俗称铁塔，又名宝寺塔，创建于北宋皇佑元年(149年)，为八角十三层楼阁式琉璃砖塔。本文以佑国寺塔为主要研究对象，试从建筑的角度，对该塔的建筑形制、内部结构及细部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明确其在建筑史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本文着眼于顾颉刚先生的夏代史研究，企图厘清其在此问题上的前后变化，并辨明"古史辨"学者对夏代史究竟持何种意见。他在"古史辨"运动初期曾经相信"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但很快就放弃了此观点，而主要关注禹是否具有神性及其如何与尧舜发生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他先后在中山大学、燕京大学讲授"上古史"，为编写讲义始系统研究夏代史，并与童书业合撰《夏史考》。配合上古史研究同时新"古代地理研究"课，因而涉及《禹贡》等地理着作，并对"九州"、"四岳"等作出回答，由此激发他从崭新角度研究夏代史。终其一生，他是"疑禹"而不"疑夏"，即始终怀疑大禹是否为真实的人王，但从未怀疑夏代的存在为历史事实。所以他积极倡导建设真实的夏代史，并认为其途径在于考古学，而始终关注考古学在此领域的新进展。